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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志的基本概念
日期:2016-08-19 10:21:00     文章点击数:     稿源:

一、方志的基本概念

    地方志简称为方志、志书。的基本义是方圆之方,是与圆相对应的一种概念。古代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引申为地方、大地,《淮南子·本经》曰:“戴圆履方。”“方”又指四境之内、四方,后来,逐渐成为具有地域概念的词。方志的“方”即指某个区域、某个地方。

    那么方志的又作何解呢?志者,记也。庄子《逍遥游》云:《齐谐》者,志怪者也。”汉郑玄注:“志谓记也。”唐颜师古说得更明白:“志,记也,积记其事也。”方志就是关于地方的记述,志书就是记事的书。“方志”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地官·诵训》中,云: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唐张铣注:方志,谓四方物土所记录者。”其后,凡记述全国或一地之地理、风俗、物产、教育、人物、名胜及沿革之书,如一统志、省志、府志、县志等,皆称为方志。方志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方志的编纂体式和模式也逐渐成型、完善,并形成一种独特的编纂体例。所以方志的“志”,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记述、记载之义外,它还隐喻为一种方志特有的体裁和体例。这就是方志界常说的那个“志体”。

    今天我们编纂的方志和志书,大多是以命名的,其实早期的方志还有不少别称,如记、识、图、图经、经、乘等等。如南朝宋王孚的《安成记》,晋张僧的《豫章记》等是称“记”的;清张行简的《汉阳县识》等称“识”的;宋洪刍的《豫章职方乘》,清康熙叶舟修的《南昌郡乘》,民国胡思敬的《盐乘》(宜丰县志)等等是称“乘”的;宋祥符李宗谔的《江州图经》(九江)等是称图经的,其他等等称谓,不一一而赘,方志发展至明清后,志书之名也已经定型。

    我国的地方志种类繁多,主要由三大系列组成,一是政区志,二是专志,三是地方综合年鉴。其中政区志:主要包括一统志(国家级的志书,如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省志(历史上也称通志)、地()(即府志、州志等)、县志、乡镇志。专志:包括山志、水志、寺庙志、书院志、部门志、厂矿志、企业单位志、风俗志、人物志等等。

   认识完地方志后,我们该如何科学、准确地来界定其性质和定义呢。地方志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2006年5月18,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凝聚了我国几代方志工作者梦想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法规文件。《地方志工作条例》开宗明义首先对地方志作出了科学、完整、准确地定义: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是指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这一论述包含了五个要素:

    A.空间范畴 本行政区域,即特定的政区范围。志书所记述的人、事、物等都必须囿于此特定的行政区域内,不能越境而书,跨疆而志。

    B.时间范畴 历史与现状,即可是贯通古今的通代志,也可是记述现状的断代志,每一部志书都应设定记述的时间限制。

    C.内容 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人、事、物,囊括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

    D.体裁性质 地方志是资料性文献,资料性是地方志的本质特性。地方志的内容是由大量的地情资料构成的,在进行整合编排后,形成的地情文献。这种体裁的特定性质要求做到述而不论、述而不作,以资料权威性、科学性服务社会。

    E.编纂要求 全面系统地记述,即指地方志在上述四个方面的规范下,必须是将所有的资料按志书的体例要求,进行科学、系统的整合、编排,达到最佳组合。

    由上可知,地方志是一种由官方组织编纂的资料性文献。无论是地方志书,还是地方综合年鉴,记述的空间范围必须只能是特定的行政区域,由官方的行政手段进行组织编纂,以特定的行政区域地名冠为书名。如《江西省志》、《南昌市志》、《金溪县志》、《江西年鉴》、《鹰潭年鉴》等等。

二、方志的演变

    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形式之一的地方志,它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地理书、地图和其他典籍的特点,并随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渐演变发展,走向成熟。纵观方志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前期的各种方志,内容不够全面,体例不够完备,多数近似于地理书(这也是认为方志是属于地理书论者们的依据和渊源之一)。后来,逐渐增加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人物等内容(这是认为方志是属于历史书论者们的依据和渊源之一),体例已渐趋完备。到宋、元时基本定型。其演变发展过程中的几种主要著述形式大体如下。

    ()地记

    地记作为方志演进过程中的早期代表性形式,最早出现于西汉,两晋、南北朝时盛极一时,成为当时地方志书的主要形式。地记记载的内容一般是疆域、山川、古迹、人物、风土等,神话和传说的成分较多,尚未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艺文,内容和体例均不完备,仅处于方志发展的初期阶段。江西较早的地记现存书目,有晋张僧鉴的《浔阳记》、《豫章记》、何晏的《九江记》,南北朝刘澄之的《江州记》、雷次宗的《豫章记》等,今均不存。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所列粗略统计,江西三国地记有14种,两晋地记43种,南北朝地记50种。

    ()地志

    地志最早出现于东汉,仅知有陈术《益州志》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志有所发展。据粗略考察,三国时有蜀国谯周《益州志》和吴国韦昭《三吴郡国志》等4部地志。两晋时有常璩《华阳国志》、常宽《蜀志》等l2种。南北朝时有梁萧绎《荆南地志》、陈顾野王《舆地志》等9种。到隋唐时期,地志开始趋于衰落。唐代仅见存陆羽《吴兴志》和凌准《邻志》两种著录。至宋代,地志基本消失,为图经和方志所取代。从方志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地志的发展虽然比不上地记兴盛,但由于它所记载的内容相对广博,统合古今,而且是横排门类,已具方志雏形。如著名的《华阳国志》,内容遍及巴、蜀、汉中、南中之地理、物产、民情、风俗,又载公孙述、刘二牧、刘备、刘禅等以及两汉以来较著名人物和梁、宁、益三州仕女等,颇似后世方志之体,开创了地方志综合编纂的先例,为后来方志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图经

    又称图记、图志,作为早期方志的一种重要形式,图经是从地图发展而来的。图,即地图及宫室等实物图;经,即对图所作的文字说明。现知最早以图经为名的是东汉的《巴郡图经》,此书早佚,仅在《华阳国志》中保存有一点关于此书的记载。两晋南北朝时,地记、地志盛行,图经发展缓慢。隋代,图经始呈盛势。隋大业年间,“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在短短30余年间,修图经6种,如虞世基、郎茂的《隋诸州图经籍》、《隋州郡图经》等。唐代,图经又有所发展。唐德宗建中元年,朝廷规定,各州郡每三年需编修图经一次并上报朝廷,后改为每五年一修。据考,唐代图经见于存目者即达16种,其中除《沙洲图经》、《西州图经》因存于敦煌鸣沙石室而得以幸存残卷外,余均不存。宋代,图经发展到全盛时期,现存目者即有200余种,其中很大一部分系北宋时编修,如《祥符州县图经》《严州图经》等。此时所修的图经内容丰富广博,统合古今,与后来的方志已无大异。

    ()方志的定型与发展

    宋代是我国方志发展史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不仅修志的组织形式和规模超越前代,更重要的是,方志的内容和体例有重大进步,趋于全面和完备,曾经盛行一时的图经已逐渐被“志”所取代,从此以后,方志进入成熟阶段。

    宋代方志在体例上突破地志、地记、图经等的内容和形式,逐渐趋于定型。此前的方志多详于地理,略于人文,或专记某一方面。太平兴国年间,乐史纂《太平寰宇记》200卷,突破了前志的框架,除仿效《元和郡县图志》门类外,增加了姓氏、人物、风俗、土产等数门,特别是因人物而详及官爵、诗词、艺文,自此,方志内容包罗万象,将记地与记人、自然和社会结合起来。这一重要突破,使方志从地理范畴迈向了史学领域,极大地提高了方志的价值,影响了后世方志的发展。在体例上,宋代方志因应内容上的变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致有三种形式,即以《吴郡志》为代表的平列门目体,以《咸淳毗陵志》为代表的纲目体和以《景定建康志》为代表的纪传体。其中犹以《咸淳毗陵志》为代表的纲目体对后世影响最大。该志凡30卷,采取先分纲再设目、以纲辖目的体例,层次清晰,纲举目张。这种体例形式能够最大程度的满足方志保存资料的需要,且机动灵活,与方志内容无所不包、复杂多变的特点甚为契合,故至今仍被普遍采用。

    方志在宋代逐渐由图经演变为“志”,除了历史发展到此时,不论从内容还是到形式,都已经有了内在的求变的需要外,在技术上,也提供了这种“变”的可能。北宋时,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在此之前,只有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时印图比印文字要方便快捷,故图经能得其所哉。但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印文字比印图反而要更方便快捷,所以“经”的分量逐渐加大,而“图”的分量逐渐减小,最终演变为“志”。但“图”作为方志的七种基本体裁形式之一至今犹存,所谓“图文并茂”仍是现代方志的基本要求之一。

    至元代,方志的编修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除继续编修各级志书外,最突出的是在中国地方志发展史上首次出现了一统志。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命大学士扎马剌丁会同奉直大夫秘书少监虞应龙纂《大元一统志》,凡755卷,内容宏富,体例周备。全国性总志一统志之名自此而始。

    到了明代,方志更趋发展。有明一代270余年间,共修纂各级各类志书2892种,比宋、元两代方志的总和还要多4倍。有明一代,各朝皇帝均多次下诏修志。永乐十年(1412),朝廷颁布了《修志凡例》l6则,规定志书应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廓、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24类,以及各类的编写原则。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由朝廷颁布的较完备的修志凡例。此后,全国修志的体例渐趋规范一致。

    清代是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各省、府、州、县均设有志馆或志局,共修成各类志书4889种,鸿篇巨制,迭见层出,且志风更趋严谨。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重修《大清一统志》。修志的体制也更加规范化,朝廷一再诏令全国修志,雍正朝更明确规定,各省、府、州、县志每60年修一次。

    进入民国后,虽治少乱多,但修志的传统却并未中断,且志书的内容、体例、文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l92812月,内政部颁《修志凡例概要》22条,于各省修志的机构设置、内容、纲目、编纂方法、审核办法、出版印刷等均有详细规定。19301月,内政部又通令各省督修县、市志,各省闻风而动。如热河省规定,凡6个月之内不能修竣县志者,即将该县县长撤差严办。抗战期间,虽烽火连天,修志仍未中断。19437月,湖北省颁发《湖北各县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县成立县志馆修志。次年5月,内政部再颁布《地方志书纂修办法》9条,规定省志30年修一次,县、市志15年修一次。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于194610月重颁《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督令各地修志。整个民国年间,全国共修志l571种。考虑到民国仅存37年,且战乱纷扰,这一数字是相当可观的。在编纂体例和方法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创新,如概述、章节体的创立,大事记、大事年表的普遍设置,传统的统属结构已开始打破,编纂方式也开始采用照片、现代地图等。至于篇目设置,因记载内容的变化,改变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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