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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志的属性
日期:2016-08-19 10:21:00     文章点击数:     稿源:

三、方志的属性

    方志的属性是什么?这既是纯理论的命题,也是方志实践中必须弄清楚的基础问题。为此,历代学者均作过孜孜不倦地探求,学术界也讨论多时。以致于诸说纷论,各抒己见。但那种把方志作为其他学科的附庸,而不是一门专门的学科论述,是对方志不公允的。方志的属性有以下数说。

    一是认为方志是地理书,属地理学范畴。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观点,在历史上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肇始于《隋书·经籍志》,之后方志学家论述较多。唐代刘知几称:“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一方,若弘盛之《荆州志》、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也。”(1)元代黄溍也说:昔之言地理者,有图有志,图以知山川形势、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语言土俗、博古久远之事。”(2)至清乾嘉时代形成了以当时的著名学者戴震、洪亮吉、谢启昆为代表的方志地理学派。他们认为,修志应以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详加考订,详载一方建置沿革、山川形势、水利等地理内容,说“一方之志,沿革最要”,力主“志乘为地理专书”。此后,这种观点虽然有人坚持但影响渐小。

    当代学者及方志著述,也有将方志列入地理书范畴者,其理由是:其一,在古今公私目录书籍中,大多将方志列为地理之属,把方志看作地理书;其二,方志的源头,是成书于先秦的我国第一部全国性地理专著《禹贡》和《周官·职方》,方志是沿着《禹贡》、《职方》、春秋诸侯国史、汉郡国图志的轨迹,逐步发展而来的;其三,方志内容,首载一地的地理内容;其四,方志以特定区域为收载范围,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特征。然而此说仅以方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所记有不少地理方面的内容为立论基础,它过于强调单一性而忽视了方志内容的综合性。方志除地理内容之外,尚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社会、人物等更多不属于地理的资料。以地理统括方志,显然是以偏概全,难以成立。

    二是认为方志是历史书,属历史学范畴。这是方志界的传统观点。该说由东汉经学家郑玄所创,其后历代都有人加以阐发。宋元时期如郑兴裔认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3)元杨维桢于《至正昆山志序》中称:“金匮之编,一国之史;图经一郡之史也。士不出门而知天下之山川疆域,君臣政治……”明代,志为史说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至清代乾嘉间形成了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方志历史派,该派注重理论阐发,观点较为系统。其立论依据,一是认为方志导源于周官外史所掌“四方之志”,本来就是与春秋列国国史同类的历史著作。后来,历史著作越分越细,才有“传状志述,一人之史”、“家乘谱牒,一家之史”、“部府县志,一国之史”、“综纪一朝,天下之史”的区别;二是认为方志内容为各地掌故、律令,与传统史书无异,只是比史书更加“具体而微”,为的是供国史“采择”;三是认为志书与史书编纂原则和方法相通,且古今不少史学家同时也是方志学家,志与史是同源异流而已。从清末到民国,修志者和志家基本上转述章氏观点。新中国成立后,认为方志为史书者也大有人在,表述也多种多样。如白寿彝在其主编的《史学概论》中称:“方志是地方之史。”傅振伦说:“方志是以行政区为主的历史。”“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地方志还没有脱离史学的范畴。”但是,史志既有相同之处,更有相异之处,两者不能划上等号而彼此相代。

    三是认为方志兼及史地两方面内容,即史地兼有说。该说产生于民国时期,认为方志不仅以地域为记述空间,具有地理性,而且以一定时间为限,具有明显的历史性,方志已融合地理历史两种特点。这是对方志属地理书、历史书争论的折衷表述。该说最先由朱士嘉提出,其认为方志“盖无异一有组织之地方历史与人文地理也。书之关系一方者,统称志。”(4)而在民国方志界中,以黎锦熙持此说最著名。他著《方志今议》一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提出“折衷之论,则谓志之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惟是兼而未合,混而未融”。进而提出“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等论断。之后,大陆和台湾学者也有人赞同此说。仓修良称:“方志的性质是‘亦地亦史’的著作,即既有史书记载内容,又有地理著作的性质,特别是前期、后者性质更为明显。”(5)李宗侗也谓:自北宋之初,地方史与地方地理方始合流,成为地方图经,后又称为地方志。”(6)

    四是认为方志是政书辅治之书。明林魁云:志者,言治之书也。夫纪成垂远为治计也。”(7)清李奉翰在《永平府志序》中说:“志者,固辅治书也。”l985年于希贤明确提出“方志为政书”的主张。认为方志无论今古,内容都“是行政管理知识的总结”,作用都是“为资政决策提供基本知识”,为当时的行政管理服务,所以“它和行政管理一样是一门政治性、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8)。此外,也有学者从地方志“从春秋战国时期发端以来,就被历代统治者作为管理国家、加强政权建设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立论,认为地方志是“官书”,其主要特性是“官修性”。(9)事实上,方志为政书、官书、辅治之书的观点是从方志的功能作用着眼的。其本身就违背了实质性定义的规则,何况,具有资治功能的著作极多,举凡严肃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几乎无一不具备资治功能。因此,对此异议的学者颇多。

    五是认为地方志是一方综合性著述。此观点源于史志有别说。清初,一些学者就在承认“志属史流”的前提下,注意到史与志的区别。如程大夏在《康熙黎城县志叙例》中说:“志与史不同,史兼褒诛,重垂诫也;而志记一地佳景奇迹,名人胜事,以彰一邑之盛。”《乾隆无锡县志例》亦曰:“史远而志近,史统而志专。”到了当代,不少学者对史、志差别的研究,开始深入到本质层面。谭其骧指出“史主要记载该地区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活动”,“志则不然,它至少是自然和社会并重”,具有鲜明的综合性特征。(10)之后,又有薛虹、黄苇等人对此说作了进一步阐述,在定义中凸显了方志在空间上的地域性,时间上的统括性,内容上的全面性,把方志表述为“一方古今总览”、“一地百科全书”。综合性著述说概括了方志兼记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的“百科”特点,从而提高了方志地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该说忽略了方志资料性特征的体现,而“百科全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和方志有较大区别,不能相互取代;“古今总览”仅可以表述方志内容的全面性,却无法表述方志在著述形式上的记述性、资料性和著作性。

    六是认为方志是综合的资料性著述。认为方志既具有资料性,又具有著述性,还具有综合性、记述性等。自198612月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编出来的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之后,持此说者增多。魏桥认为“地方志是综合记述一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全面情况的资料性著述”;苑广才也说“地方志是记载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著述”等等。

    七是认为方志是历史资料性著述。这是根据方志编纂历来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订,资料性很强的特点而提出的。卢中岳在《地方志史话》一文中提出:“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区有关地理历史方面的历史性资料。”仓修良也在《章学诚与方志学》一文中指出:“方志是以地区为中心,记载某一地区有关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之历史性资料。”该说突出强调了方志的主要特征是资料性,曾对新方志编纂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但是,历史资料可以是各种原始资料的原件辑存,也可以是经过编纂者的考订、取舍、编次,以编纂者的语言加以表述的著作。历史性资料说忽略了方志的著述性,因而不是对方志性质的完整概括。

    此外,地方志还有信息书和文献说等提法。张松斌在《方志的特征性质及其定义》一文中,引入信息学的方法,把方志界定为“一定区域一定时间断限内的信息集成”;彭静中在《中国方志简史》中,把方志定义为“综合性资料文献”。但略加分析就不难发现,“信息集成”说其实与“历史资料说”是一个意思,“综合性资料文献”说也只是“综合的资料著述”说的另一种表述形式。

    自清代乾嘉年间始,有关方志属性的讨论一直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人们对方志的属性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由感性到理性,由简单到丰富的认知过程。尤其在首轮修志中方志界的争论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发挥,其后渐趋于统一。

    2006年5月18,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以法规文件的形式颁发实施。《条例》对地方志的属性作出了科学、完整、准确地界定: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是指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由此而看,资料性文献是地方志的属性的结论,终止了方志界数百年的争辩与讨论。



(1)刘知几:《史通》卷十。

(2) 黄溍:《义乌志·序》。

(3)郑兴裔:《广陵志·序》。

(4)朱士嘉:《方志之名称与种类》,原载《禹贡》1934年第l卷第2期。

(5)仓修良:《方志的起源和性质》,载《安徽史志通讯》 1982年第4期。

(6+)饶展雄:《台湾学者方志各说评介》,载《中国地方志》1986年第l期。

(7)林魁:《龙溪县志·序》。

(8)于希贤:《试论中国方志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载《云南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1期。

(9)何萍:《也谈地方志是什么书》,载《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5期。

910)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载《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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